张秉忠死不足惜，他居然勾结蒙古人率部围攻皇帝御驾，打算再来次土木堡之变。很显然，计划没成功，连带着多位蒙古首领和大明勋贵，包括他自己，全被陆军给阵斩了。

但做不到死无对证，除了多名大同边军将领被俘之外，还有很多位蒙古将领也同时被俘。他们都知道大致详情，最要命的是在归化城素囊台吉家中搜出了双方往来信件，百分百证据确凿。

皇帝之所以编造了兵败身死的谎言，抹去了谋逆情节，除了家丑不愿外扬，更多的还是为了稳定，不想因此引发边军将领人人自危。

如此处理并无不妥，很符合朝廷上下的利益，也没人打算给张秉忠鸣冤。但除了张秉忠之外，还有四位朝中勋贵也被牵扯其中，这就让朝臣们无法坐视不理了。

如果开了这个口子，任由皇帝破坏规矩肆意妄为，今天倒霉的可能是勋贵，明天倒霉的就可能是朝臣了。这不是政见不同的问题，而是维护体系正常运转，保护大多数官员利益的问题。

魏国公徐宏基、英国公张维贤、永康侯徐应坤、新建伯王承勋，这四位中有两位是一等一的公爵，而魏国公一家更是地位崇高，与异姓王待遇相同。

《皇明祖训》是太祖皇帝为子孙后代写的家规，属于皇族的家法，但其中包含了五家外姓。魏国公徐达、曹国公李文忠、信国公汤河、西平候沐英、武定侯郭瑛。

也就是说这五家勋贵被朱元璋视作家人，既然受到了皇族家法的约束，自然也要享受皇族的福利。

所谓礼法，并不是见面打招呼、吃穿住行的规制这么简单，它是一整套社会行为规范，以此将人分成了三六九等，以便于管理。

改变礼法就等于要改变社会架构，对于既得利益者而言无异于拆毁根基。所以每每遇到有人要背离礼法约束，就会遭遇到非常强大且发自内心的阻力，哪怕是皇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