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61章 百年屈辱

朱槿随后看向身旁的汪广洋。

朱槿不由想到历史上记载,汪广洋在明初确实曾两度担任中书省右丞相。

明朝建立后,首任丞相李善长因“骄纵专擅”引起朱元璋不满,加之李善长所属的淮西集团势力膨胀,朱元璋决意罢黜其相位(洪武四年,1371年),转而寻求一位“无党援”“易掌控”的文臣填补相位。

此次拜相仅两年多,汪广洋便因“无所建白”(缺乏主动作为)被朱元璋贬为广东参政,相位由胡惟庸接任。

这一变动既暴露了汪广洋“无锋芒”的能力缺陷,也反映出朱元璋对“执行型”丞相的短暂不满。

胡惟庸接任相位后,权势迅速扩张,结党营私、独断专行,甚至隐瞒奏章、架空皇权,引起朱元璋强烈警惕。为牵制胡惟庸,朱元璋于洪武十年(1377年)重新起用汪广洋,任命其为右丞相(胡惟庸为左丞相,明初以左为尊),意图以汪广洋的“中立性”平衡胡惟庸的势力。

洪武十二年(1379年),因隐瞒刘基(刘伯温)被胡惟庸毒害的实情(朱元璋追责时“不发奸”),汪广洋被朱元璋怒斥“朋欺”,再次被贬往海南,途中被赐死。

次年(洪武十三年,1380年),胡惟庸案爆发,中书省被废除,中国历史上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至此终结。

汪广洋的两次起复,始终围绕朱元璋对相权的“控制需求”:他既非朱元璋心中的理想丞相(缺乏决断力),也非淮西集团的核心成员,其存在的最大价值在于“填补相位真空”和“平衡派系势力”。

而他最终的悲剧结局,则印证了明初皇权高度集中下,丞相作为“皇权附庸”的脆弱性——当他无法满足朱元璋的制衡需求时,便注定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。

对于汪广洋所说的增加山东人口的章程,朱槿一边听着,一边手指无意识地在桌沿轻轻敲击着。他很明显听出,那些条条款款几乎全是自己老爹朱元璋定下的成规,从移民比例到婚嫁补贴,甚至连农具发放的数量标准,都带着浓浓的“洪武烙印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