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而真正研究下来，此事出现的根本原因，还是官府以自己庞大的成本与极低的效率，去行使原本应该让市场自己解决的借贷难题！”秦刚对此侃侃而谈。

“让市场自己解决？”陈轩奇道，“难道不是应该打击这些民间高利贷吗？”

“民间借贷其实是最真实的借贷行为，说它有时会向百姓收取过高的利率，那么很简单，官府对他们进行监管限制就行了，只要他们一旦违规，直接去进行查处就是了！岂能够在一件事情商人做不好的时候，就直接改成由官府自己来做呢？”秦刚摇摇头道，“青苗法的最大问题，就是由官府来事事亲为，岂不知，官府做事的成本无比巨大，这样的成本便被转嫁到民众的身上，官府又要完成放贷的要求，又不想让贷款无法收回，于是乎，强行摊派、高息放款、暴力催收，这些现象，便都是事先可想像、事后无法规避的事情了。”

陈轩对于秦刚的这些观点显然是非常地认同：“那秦抚勾可有解决之良策？”

“良策谈不上。不过，对杭州的眼下之景，既然州府的常平仓都无粮可贷，而七月间的确也有民众有这青苗贷的需求，不如引进愿意执行朝廷规范的青苗贷利息的商人，我们作为监督之人。这样一来，本金之事解决了，百姓的需求解决了，执行的成本是商人自己去承担了，我们只需要确保这里的利息不能超过标准就行。”秦刚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
“可，这个，还是青苗法吗？这不又回到了民间借贷的老路上了吗？”陈轩却有点犹豫了。

“非也，这是由官府引导的市场借贷，保留了青苗法的根本诉求。”

“如此一来，此举恐会引起诸多的非议！”

“这就要看陈提举是想解决对外的名声与名头？还是想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？”秦刚颇有深意的讲了一句。

是啊，想解决名声与名头，那就犯不着费这些心，直接按照朝廷下发的通告，知州给各个知县摊下去，知县再给各个乡绅里正摊下去，每家每户，哪会管你要不要这青苗贷，强按着头都得要去办一笔。

还有更有才的官员，一旦发现上峰只是关注于青苗贷最终的收益，于是否，直接把原先的贷款指标直接算出来应该缴的利息，告诉你可以不办贷款，但是先得把这利息交上来。

这就直接变异成了向老百姓强行摊派新增收费的模式，而且它还能把最后收账的风险都完美地规避了。

其实，这也就是当年青苗法实施时许多地方的乱象频出的根本原因。

而那些高高在上的宰执们，在这次想要重新施行青苗法时，根本就不会去仔细调查过，当年的失误到底发生在哪里？而又该如何预防或解决掉这些可能性的失误！

毕竟在新党的眼中，所有的问题，都是昔日旧党的栽赃、都是过去旧党的构陷，还有的就是在旧党影响下，大批的基层官员的不配合、不主动。

眼下，只要能够解决掉旧党，那么所有的问题也就解决了。

新法万能、新法万岁！

万幸的是，如今的杭州城乡的百姓是幸运，他们的陈知州如今考虑的，并非只是上司们所要的政绩、或者干脆就是对他们的盲从与听命的态度，而是真正地想解决百姓们在青黄不接时期遇到的困难问题。

“青黄不接”一词最早是由欧阳修在他的《言青苗第二札子》里提出，大致就是指的每年在现在的七月时间，“青”就是指春播种下去的庄稼还处于青绿色的生长阶段，无法收获来食用；而“黄”则是指去年秋收后所存下的粮食，在这个时候，不仅是百姓的家里、甚至还是官府的仓储里，都差不多都是要被吃完了。

所以，不仅仅是农民，包括许多的城市居民，七月便成了大家在一年中最难熬的时间。

一些实在熬不过去的贫农、贫民就极有可能在这个时期，被迫将自己的田地、产业甚至家产变卖给地主豪强，从而沦落为奴。

因此，当初提出“青苗法”所想真正解决的，不仅仅只是延续起大部分百姓的正常生产活动，而是能够从根本上抑制此时不断扩大的土地兼并与产业掠夺，从而保障大宋王朝最重要的纳税主体的稳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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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这一认识的根本，自然是不指望此时的官僚阶层能够真正明白，而只是依赖于此时士人最原始的民本思想。

陈轩便是坚持这种民本思想的士官代表，而他在自己的任上，显然是下定了决心要解决百姓们面临的真正问题。

秦刚是从贷款产业的角度告诉他，青苗贷的本意是好的，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就是由官府来操作的话，中间第一执行成本变大，第二参与官吏贪墨，于是好事也会变成坏事。

如果陈轩并不以迎合上司为本意，就应该把青苗贷的执行交给市场上的商人来执行。

于是他问秦刚：“那可有合适的商人愿意来承接杭州的青苗贷呢？”

“提举只要能够有此担当，秦刚相信，一定会有义商感动而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