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是因为我一个人那些年遭受不公正待遇，就要另择新路，比我更赤烈的，是我的一个同行，他叫蔡悟臣，他爸是小学高级教师，且带了户口，从本质上讲，蔡老师是农转非户口，在上个世纪末，这是转正、转干第一先决条件，然而他和我一样，名声好听：人民教师！每次中心校开会，中心校头头脑脑，少不得大放厥词，少不得给我们洗脑，像Lenin在一九一八里瓦西里说的那样：面包会有的，奶酪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！但我们是活生生的人，生活在俗气的世界，没有钱，一切都是白搭，我们不是三岁两岁，仅靠给我们画大饼并不能解决问题，更实际的是钱。

由蔡悟臣、吴坤等人发起的上北京告状这件事，我事先是知道的，但我当时在文联做事，抽不开身，他们希望我能去，说实话，我很想去，他们找我面谈过，最后全体老师，不包括公办教师，许多民办教师因待遇问题义愤填膺，许多人口诛笔伐，在他们从极其微薄的薪水，抽出一部分，资助了蔡悟臣、吴坤、项东贵三个人去了北京，我们天真地认为：包青天式人物在北京，他会为我们主持公道。

不管怎么说：这是一次开天辟地的壮举，它彰显了三木公社一群待遇低下老师的共同心声，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！为改变命运而发声，这在三木乡是史无前例的。

尽管事前许多人知道，但仍是一个秘密，直到这三个人到了北京，并且找到教育部，地方才炸了锅，冯丕楼焦头烂额，当夜把张伯森、罗平等一竿子人，叫到乡政府，连夜商讨对策，最终拿出方案：乡里派出主抓教育的副乡长纪东海各村一把手以及派出所一二把手，组成了十多个人的队伍，前往北京去带这三个人。

本来吴洼子村因为吴坤的事，派当贺林去的，但周德川却自告奋勇要去，一则希望到北京去带人，这是公款操作，不用自己掏腰包，另一则他还没有到过北京，希望借此机会，去北京旅游一下，搂草打兔子，两全其美，为了这个，程永进自掏腰包给贺林买两条好烟，像赵本山说的那样：《不差钱》！

不管怎样：到北京告状这件事，就极具爆炸力和吸引力，那时间，三木这潭死水，起的可不微澜，而是翻腾，而是带起了云水怒，中心校则派出年富力强的罗平、黄松和季强，那些头头脑脑，全像热锅上的蚂蚁。

北京的消息，牵动着新兴的钟吾市，市教育局的头头脑脑，也乱了方寸，好在是在暑假里，表面上波平如静的三木乡成了焦点，成了舆论中心，中心校长张伯森居然开车来找我，问我知不知道这事，当时我不在家，他们调头去了文联，我却矢口否认，张伯森还摇头叹息，“这种事，你这个灵魂人物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”“他们怕我外泄他们的行踪！”他点点头，并认真看着我，“你是打算……？”“临时暑假工！”“噢～！”他点点头，仿佛明白了，“他们找不到你，你才躲过一劫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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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天以后，更热烈的消息传来：吴洼子村村长出车祸死了！乡信访办一把手和派出所一人受了重伤！这事大了，捂不住，盖不实，像决堤的洪水，在自由的空间里泛滥。

事态至此，并没有平息：张伯森因为和蔡悟臣拍桌子，你拍我也拍，那时候的蔡悟臣不是瘸腿将军，而是一名斗士，张伯森因为高血压引发了迸发症，被送进重症监护室，一个星期后，张伯森死了，这是地震般轰动效应。

因为第一个月我的工资是500，所以我最终决定留在文联，三木的中心校在焦头烂额里，接受了我的辞职。

很多年之后，我在钟吾大街上看到开着马司达载客的蔡悟臣，他拖着一条残腿，艰难地上下车，看见我，他非常热情，谈及这一段，他仍然不后悔，他是小儿麻痹症，造就了他身体上的残疾，那时，他爸已经死了，并且娶妻生了子。

“你当时下去，我们十分不解，现在想来，你是对的！文联怎样？”

“冷暖自知！我们不是正式工，在哪儿都一样，与民鼓与呼，你们的勇气可佳！”

“有什么用？现在不还得自食其力？我们这群人的命运已经被注定了，结婚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！”

“不要再挑了！属于我们的青春，所剩无几！”

“说得是！兄弟，理想丰满，现实骨感！我们当年都曾意气风发过，但青春无悔，不那样走一回，你会为自己窝囊而羞愧！”

“你没有受到不公正打击吧？”

“这倒是真没有！共产党就是共产党，谁是就是，谁非就非，虽然我沦落了，但我依然感谢党，它公正廉洁，既不放过一个坏人，更不冤枉一个好人！这一点，作为一个普通人，你得承认！”

“好！再见，如有事，到市府大院找我，我成了731部队，我在七楼31号房！”我调侃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