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无功受禄的封赏，无形中打破了正常的选任、晋升制度，对澄清吏治大为不利。
明宣宗为明王朝埋下的最大祸根不是斗蛐蛐，也不是封藏僧，而是重用宦官，并且还让宦官有文化。
明宣宗要写诗绘画，要乐游皇家园林，要斗蛐蛐，还要带着后宫嫔妃礼佛，那他必然没有太多时间一五一十批阅奏章，为票拟批红。
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，找一个人或几个人帮他批红即可。内阁大学士们本来是最合适的人选，但他偏偏不能用。
批红权，是决策权的一部分。
内阁学士已拥有了议政权和行政权，若是再得到批红的权力，那就等于是事实上的宰相。明宣宗如果敢这么做，他太爷爷朱元璋搞不好会半夜托梦，痛骂他这不孝子孙。
所以，明宣宗选择了司礼监的太监们。
秉笔太监本就是帮皇帝做批红工作的，掌印太监则帮皇帝盖印章。批红加上盖印，才是完整的决策权。
用司礼监的太监帮他批红，既可以避免决策权落入内阁学士之手，而且宦官乃是皇帝的家仆，看起来更加信得过。
于是公元1426年，明宣宗下令设置内书堂，指定翰林学士教宦官们读书识字。
明宣宗这么做，初衷是使宦官们办事更迅速，更有效率。然而他选择性地忽视了一个严重问题：当宦官开始接受正规教育，并获得处理公文的权力时，宦官势力将不可遏制地崛起。
宦官能代表皇帝，尽量做出最合适的决策吗？
显然不能。
我们抛开地位、眼界、能力方面的差距不谈，单纯从制度上看就有巨大的差异。
内阁大臣、六部官员尚有机会与明宣宗当面商量工作，但他们没有机会也不能和宦官讨论工作，也不可能和明宣宗一起复审宦官们的建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