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今有役吏署公诉，那么即便受害者无亲无友，只要有官府在，这人就还有得到公道的机会。

前头的官话朱嘉禾是没什么兴趣的，关于案子的前因后果，民间早已经传的沸沸扬扬。

只问话环节，朱嘉禾才来了精神。

冯法官询问道：“王翠兰，根据之前的口供，你先是与其子勒杀韩勇，勒杀不成，其子再行刀杀，是也不是？”

王翠兰低着头，她轻声说：“是，那贼子要阉割我儿，我救子心切，只得如此。”

“可有人证？物证？”冯法官又问。

王翠兰经过讼师提点，此时也不至于说不出话，她忙说：“邻里都能作证他常常虐待我们母子三人，酒醉后也曾说过儿不肖父，要亲手阉了他，卖出去挣一笔大钱！物证也是有的，他要阉割我儿的刀，当时就在屋里的地上。”

讼师也在这时站起来说：“法官，请让证人上堂，他们分别在半年内从韩勇口中分不同地，不同人听到过韩勇的计划，韩勇并非是一时起意，而是长期筹谋，甚至打听过如何才能将阉人卖进宫中，这样得的钱会更多。”

朱嘉禾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倘若是醉酒后一时起意，虽然依旧是罪大恶极，但起码还不违反人性。

但做父亲的，有钱去喝烂酒，却又筹谋要将儿子卖去当太监，这已经不是罪大恶极了，这是连人都不做了！

这些证人都是老农模样，上堂被询问时回话也多是前言不搭后语，但正因如此，他们的证言才更为可靠，因为即便他们连语言都组织不好，复述出的内容却几乎没有差别，连细节都一致。

并且他们都能清晰说出是在哪个时辰，哪个地点听见的。

日子是不大记得了，他们只能勉强说“大约出事前六七天前”“十多天前”。

当然，只有人证是不够的，证据也得有，不过这个案子倒和朱嘉禾想的不一样——她以为这一家三口都能无罪，毕竟按照如今的律法，正当防卫时即便错手杀人也是不必受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