毕自严被抓后，朝堂上下议论纷纷。

几位大臣私下商议，一位老臣忧心忡忡地说：“毕尚书一心为国，赋税之事非其一人之过，陛下此举怕是寒了众臣之心。”

另一位大臣无奈地摇头：“陛下急于求成，如今只论钱粮，恐日后地方治理堪忧。”

他们决定一同进宫面圣，为毕自严求情。见到崇祯帝，老臣率先开口：“陛下，毕自严在户部多有建树，赋税征收不力实乃时势所迫，望陛下开恩。”

崇祯帝脸色一沉：“朕亦知毕卿有功，然赋税关乎国运，今赋税不足，军饷难筹，朕如何能宽宥？”

大臣们还欲再言，崇祯帝却挥袖而去，只留下众臣在原地叹息。

朝廷大臣们纷纷上疏营救毕自严，他们深知毕自严在户部的工作并非毫无建树，赋税征收不力的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，绝非他一人之过。

彼时的财政困境，乃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、相互作用的结果。

天灾人祸的频繁侵袭，使得百姓的生产生活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，农业收成锐减，商业活动停滞，赋税来源自然随之枯竭；

政治腐败现象在官场中肆意蔓延，官员们贪污受贿、中饱私囊，大量的赋税在征收过程中被截留挪用，根本无法足额进入国库；

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与僵化，长期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严重制约了商业的繁荣发展，国家的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单一的农业赋税，而农业生产又极易受到自然灾害、土地兼并等因素的干扰与破坏。

然而，崇祯帝对大臣们的营救请求置若罔闻，反而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训斥。

自此以后，官员的考选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，唯钱粮征收的多寡成为了评判官员优劣的唯一尺度，而地方治理的其他重要方面，如民生的安抚与改善、社会秩序的维护与稳定、文化教育的推广与普及等，则被彻底忽视。

官场风气为之一变，官员们纷纷将精力集中于赋税的催收与上缴，而对百姓的疾苦与诉求则变得冷漠无情。

在赋税征收的巨大压力之下，地方官员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，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。

一些官员选择了最直接却也最残忍的方式，他们变本加厉地对百姓进行搜刮掠夺，不断增加赋税的种类与额度，将沉重的负担无情地压在百姓的肩头。